易罡中国传统图·像思维的当代世界和平意义

易罡中国传统图·像思维的当代世界和平意义 王生荣

易罡先生《图像·思维》，呈势、场、道、灵、态、恒于泼墨挥洒之间，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人、社会和谐共融观的整体感悟。在人类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图像成为人们感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因而发掘中国传统图像思维“和谐共融”的思想精华，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问题无不有启迪意义。

中国传统的“和谐共融”思想认为，和睦相处是人类共生、共存、共荣的坦途，即所谓“家和万事兴”，“国和正道通”，“世和天下平”。这种世界观主张“止戈为武、协和万邦”，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世间纷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

“和谐共融”也是全人类的崇高境界。世界各国人民由于饱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饱经半个世纪冷战的磨难，都冀希望于持久的世界和平，反对把战争强加在人民的头上；都冀希望于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和平共处，反对继续推行以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冷战思维”；都冀希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世界各国和世界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

一、当今世界图景的“阴阳面”

当今世界图景的变化可以概括三大趋势：世界科学技术信息化、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高度流动性、高度开放性、高度扩散性的趋势，超越了传统的国界，超越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异，建立在信息流基础上的物质流、能量流的高速运转，使世界交往更加有效快捷，世界互动感应性增强，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已成为真正的“地球村”。

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世界化的必然产物。信息化高速公路承载的世界经济，加快孵化了世界经贸、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的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相互融合，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

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存在的单一性和全球治理的单极化。恰恰相反，世界政治根植于世界文明的丰富性存在和多样性发展，多极化已成为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方向。事实上，两极对峙时期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两块，西方阵营中出现了挑战美国控制欧洲的“戴高乐主义”，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独树一帜，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也不断兴起。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早已不是美苏两霸的“二人台”，以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明智地提出“美、欧、苏、中、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这表明多极化在冷战时就已出现端倪和雏形。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西方世界中的欧盟和日本的实力地位更加凸显，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作用也相对突出，尤其是中、俄、法三国公开倡导的多极化，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可见多极化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然而，当今世界图景所展示的并不是阳光普照、和谐共融、共同繁荣的发展状态，人类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阴云密布、战火纷起、贫富矛盾加剧的生存困扰。

信息化是一柄可善可恶的“双刃剑”。信息化使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真正处于休戚与共、祸福相依的共生状态。信息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渗透、扩展和广泛使用，使陆地、海洋、大气、太空可能成为一体化的战场，这就使这个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球在未来战争中可能变得满目疮痍。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足以表明，随着战争机器的日益信息化，战争对人类生命和财富的毁灭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着实莫可计量。战争对石油化学工业的摧毁，造成有毒气体泄漏、燃烧释放出致癌粉尘飞扬飘浮、有毒物质渗入土壤或流入江河湖海，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战争目标国及其周边国家，甚至会引起全球性污染。尤其是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信息化制导的贫铀弹、集束炸弹、钻地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地质结构性深度震荡，对自然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对人类遗传基因的变异性损害，更是遗患无穷。正如著名军事专家李际均中将在“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谈到中华民族“重和平”、“重和谐”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安全的关系时曾精辟地指出：“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的力量，改变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如果强权好战国家，无限制地将信息化向战争力量异化，那么将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经济全球化亦可谓“福祸相依”。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利用、相互借重又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客观局面，世界大国之间的“和平保值系数”显著增加，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则处于外围和附属地位，这些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密集型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在技术、金融、资本、贸易和债务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存有严重的依附性，因而对世界市场竞争和资源争夺更具敏感性和脆弱性，很难抵御世界性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激烈争夺全球资源和市场，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极力推行新经济殖民主义、新技术帝国主义、新政治霸权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和文化传统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从而导致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南北矛盾日益突出。而南北矛盾的加剧，又使已经或者正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流血冲突和爆发战争的热点地带。可见，由经济全球化激化的南北问题成为冷战后“热战”频仍的深刻根源。

多极化更是在曲折中艰难发展。所谓“多极化”，是指世界力量格局产生相互制约的战略力量态势。从长远发展来看，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众所周知，在世界力量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在人们所说的多极力量中心结构之中，只有美国才是真正的“一极”，并且处于高强度的“超级”状态，而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巴西等重要国家虽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都远称不上所谓的“极”。欧盟虽然建立起了统一的货币和市场体系，但由于受北约安全框架的制约，美国利用东西欧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以经济援助诱饵和军事安全承诺来吸引北约新成员，从“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矛盾中伺机渔利。尤其在欧盟中间，由于受“英美特殊大西洋关系”的掣肘，致使欧盟主要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往往难以协调一致，欧盟发展成为独立的“一极”仍十分遥远。俄罗斯虽然是惟一能够与美国在军事上相抗衡的国家，但因其国内矛盾重重，对独联体的控制也日渐稀松，对外政策以对美关系为核心，积极向西方“七国集团”靠拢，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所说“俄美战略利益共同点高于战术分歧”。日本虽然在经济上不时与美国打贸易战，但由于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发展道路必须借助于美国的允诺和支持。中国遵循“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策略，主张发展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关系，任何时候也不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强权政治形成挑战。印度、巴西等国虽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但也不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重要的牵制作用。由此可见，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大国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并将会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对称的诸种国际关系，美国在大国关系中占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根据美国的政策导向而不断调整变化的。

在国际社会中，虽然美国的单极霸权越来越不得人心，但反对单极的力量却结构松散，战略目标各异，动机和出发点不同，尚难以形成有效的遏制超级霸权主义的合力，这就为美国对各大国进行调理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比如，法、德、俄在伊拉克战争中形成的“反战铁三角”战略关系，也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联盟”的特质，彼此只能在一定时期，在一定问题上，为一定的共同利益而形成“行动联盟”，一旦时过境迁，大家又各奔东西。目前世界上，由单极与多极、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形成的总格局是：多极无法与单极进行“硬抗衡”，单极也无法摆脱多极的“软约束”；多极无法制止单极发动战争，单极也无法阻挡多极推进和平。这是影响当代世界和平的一个基本因素。

基于信息化的“双刃剑”效应、全球化的“两面性”作用以及多极化的艰难曲折发展，冷战后的世界比冷战时期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世界局势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世界基本矛盾演化成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纷争，惟一超级大国对一些弱小国家频频动武，局部战争和流血冲突此起彼伏，“热战”显著增加和持续升温，天下仍难以实现太平。

二、祸及世界和平的四大“撒旦”

当代世界的现实战争似乎陷入了“天下无义战”的混乱局面。大小霸权主义之战，国际极权主义与国家极权主义之战，超级大国与国际恐怖主义之战，一国范围的内战，跨国之间的混战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些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有些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人们往往很难以传统的意识形态贴标签的方式区分战争的性质，很难以国际多助或寡助来甄别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和道义性。而把人类引向战乱、危及世界和平的祸根，则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超级霸权主义这四大思想意识形态。

民族分离主义是一股历史逆流，它与历史上促进民族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人类进步的潮流相反，有背于“民族共融”、“国家和谐”的时代精神，成为引发冲突和战争的一大动因。冷战结束前后，在苏联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兴起了一股以分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的分离主义浪潮，南斯拉夫联邦的分裂和苏联的解体，致使从巴尔干经高加索到中亚形成了一个广阔而漫长的动荡和战乱地带。至今，这种民族分离和国家裂变的连锁反应仍远未终结。如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动荡和俄罗斯的车臣内战，就是由苏联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后遗症所不断引发的。更为严重的是，这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还涉及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演变为危及许多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的一个突出问题。

民族分离主义的另一变种是泛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追求纯种族的国家，它以分裂现代多民族国家体制为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如“大阿尔巴尼亚主义”，把南联盟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族视为自己的国民，而科索沃阿族“回归大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分裂活动则成为引发科索沃战争的直接动因。“泛突厥主义”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公开提出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突厥世界”，妄图恢复历史上“突厥帝国”的迷梦，成为影响西亚、中亚诸国和中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一大祸根。

宗教极端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和谐统一”的危害亦不可低估。宗教极端主义一旦与某种社会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发展成为导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动因。历史上，由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导致大规模战争的莫过于“十字军东征”。11世纪至13世纪末，罗马教皇会同西欧封建主、城市富贾和没落骑士向地中海东部地区穆斯林民族和国家先后发动八次大规模“圣战”，给巴尔干、西亚、中东、北非广大地区遗留了极其深刻的宗教文明冲突的历史影响和痕迹。难怪，“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时，“ Crusade”单词刚从嘴边流出，伊斯兰世界就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穆斯林民众群情激愤，反美浪潮高涨。这反映了以宗教极端主义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

当代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而宗教的差异又加剧了民族的隔阂和纷争。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那些以不同宗教或教派为背景的国内民族冲突和国际争端久拖不决，暴力流血事件持续不断，民族仇杀和武装冲突愈演愈烈的深刻根源。如中东的巴以冲突、南亚的克什米尔争端、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仇杀、非洲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纷争等。

宗教极端主义也日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宗教具有广泛的“普世性”，具有超越阶级、民族、国家的核心信仰，而宗教极端主义正是将宗教的这种“普世性”极度扭曲和超级放大，以极端形式夸大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它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不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标准，而是煽动进行反对异教徒的杀戮和“圣战”。如国际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1998年2月23日在《阿拉伯圣城报》发表了由他签署的一项“伊斯兰法令”：“号召每一个信仰真主和愿意接受真主命令的穆斯林去刺杀美国人”，宣传典型的宗教极端主义主张。而拉登本人也身先士卒，弃舍亿万富翁的豪奢生活，孤独藏身于阿富汗阴暗巢穴里与惟一超级大国“斗法”，足以说明宗教极端主义“圣战理想”已成为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宗教极端主义往往具有超越国家权力的跨国影响力，而在其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则难以实施有效管控，这就严重地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地区安全。

恐怖主义由来已久。一国政治斗争中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以绑架、暗杀、爆炸等方式颠覆它国政权的行径也不足为奇，但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且发展为战争动因却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或者说国际恐怖主义的起源，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息息相关。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空前活跃的“北非－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水陆交通线地带，曾是西方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地区，民族仇恨、宗教冲突、暴力恐怖司空见惯。一些西方国家在冷战期间出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的需要，曾在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反苏战争中精心扶植起来的一支国际恐怖主义核心力量。

经济全球化在冷战后的不断加快，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加剧了这一广大地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并走向“边缘化”，有的甚至衰退为所谓的“败落国家”，这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滋长膨胀和重新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国际恐怖主义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极端邪恶的方式与惟一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相抗衡，其活动范围甚至已经超出超级大国所能控制的视野，从而以“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身份登上当代战争的历史舞台。

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当代战争的一大政治动因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首先，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现代恐怖主义有别于传统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它们借助于全球资源、商品、资本、劳务跨国流动的物质基础，借助于信息化通讯和现代化交通的技术手段，以高度隐蔽性、机动性、网络化组织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共同谋划和协调行动，进行连续性极强的恐怖袭击活动。“9?11事件”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方式的代表作。其次，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指向。惟一超级大国在中东推行“一超独霸”的强权政治，加速了中东地区各种国际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加剧了美国民主价值观与伊斯兰文化的严重冲突，尤其是海湾战争后美军的长期驻扎，更激发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的极端仇恨。“9?11事件”后的反恐形势已十分清除地表明：美国的强权势力范围扩张到哪里，国际恐怖主义就是在哪里泛滥成灾，国际恐怖主义与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已“形影不离”，成为全球化时代两个相生相克的伴随物；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以暴止暴”与国际恐怖主义“以暴抗暴”的恶斗，成为地区持续动荡和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再者，引发全球性新闻轰动效应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的成功标志。国际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邪恶的方式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挑战，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制造有削弱和损害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国际形象和世界权威的恐怖气氛，因此它们往往把袭击目标锁定在能够引发全球性新闻轰动效应上面。虽然它们在基本策略上重点选择美国的一些国家标志性“硬目标”，同时也不放弃对与美国人活动相关的一些易碎性“软目标”，诸如一些国际组织机构驻地、大型聚会场所、商贸中心、豪华酒店、旅游胜地、交通枢纽等地点，以达到“让更多人死，给更多人看”的新闻轰动效应。可见，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结果只能是无辜者深受其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历来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存在，天下就不可能太平，战争威胁就将始终存在。但是，战争主要根源并不等于同战争直接动因，战争威胁也不等同于战争现实。在世界力量相对均衡的条件下，战争威胁往往会受到其他力量的遏制，除非有国际绥靖主义的纵容，战争根源不一定就会直接转化为战争动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一时无法改变“一超独霸”的局面，而惟一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已今非昔比。这种霸权主义，是超区域性的全球性霸权主义，是谋求单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是推行“新型帝国”政治的霸权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超级霸权主义”。这种不愿意受到任何国际力量限制且任何国际力量也无法限制的超级霸权主义，已发展为当代战争的最主要政治动因。

超级霸权主义的“新型帝国”政策的哲学基础是“新干涉主义”。干涉主义是一切霸权主义的共同特征，而干涉主义的最高形式就是发动战争。“新型帝国”的新干涉主义特质，不同于殖民帝国的老干涉主义，它不以领土兼并、领土调整、领土补偿为政策目标，而是以武力输出“民主”，以军事占领强加“自由”，以摧毁国家主权来保护“人权”，以超级军事霸权打造“全球文明秩序”。超级霸权主义的“新型帝国”政策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对老殖民帝国恃强凌弱“丛林法则”的复归。美国频繁实施军事干预和发动军事打击的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实力极其悬殊的弱小国家。超级霸权主义的“新型帝国”政策的军事攻略是“先发制人”。先发制人的行为方式，即是在尚未受到武力攻击或尚未受到武力威胁之前，就对目标国实施军事打击。这种依仗信息化绝对军事优势为所欲为地滥用武力的行径，显然是对联合国赋予主权国家“自卫权利原则”的粗暴践踏。众所周知，超级霸权主义的先发制人攻略，已使国际安全机制被严重弱化、空洞化和边缘化，国际安全机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三、让“和谐共融”的阳光精神洒满世界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无论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抑或超级霸权主义，都是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相背道而驰的，只有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共融”与“和平共荣”的思想，世界通向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之金光大道。

用“和谐共融”的思想看待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动因，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构成了世界文明的丰富性，各国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合作与交流，不仅对于消除误解、处理分歧、减少麻烦大有用场，而且对于增进了解、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有裨益。因此，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冲突，以交流消除障碍，是促进世界文明繁荣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国家和2,500多个民族。各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根据。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都应尊重他人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如果借故“西方文明优越论”，对其他类型的文明横加指责，把西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不断制造和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只能将世界引入歧途。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归根到底是由南北矛盾和冲突造成的。南北差距和矛盾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因素占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抵御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跨国公司、世界性金融机构新型经济力量的冲击，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趋于停滞不前，有的甚至陷入严重的边缘化状态，受到生态环境恶化、贫富两极分化、金融风险剧增、社会政局动荡、国家主权受损等问题的严重困扰。而少数发达国家乘经济全球化之势，继续把自利和富裕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贫困的基础之上，就不可避免会使自己的不公正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作为东西方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就自然坐到了冷战后南北矛盾冲突的“火山口”上。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战略利益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世界上发生的每个重大事件几乎都能触动美国安全利益的敏感神经。这样，美国全球利益的无限扩张，就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和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甚至酿成战争。可见，南北矛盾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基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深刻根源。因此，要真正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南北对话，摒弃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风险，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稳定中求发展，通过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本上铲除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和根基。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要努力加强南南合作，显示联合和团结的力量，加大南北对话的砝码，争取主动，趋利避害，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共存”和“共赢”的健康方向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必须改变“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积极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以“均衡力生”的相互制约机制预防和制止战争的发生。当代世界政治的现实充分表明，只有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形成世界力量的基本平衡，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框架，形成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话与合作机制，才能有力地遏制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有效地制约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行径，促进世界局势向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必须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有权威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应该是各会员国共同协商、民主处理国际事务的场所。只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作用，反对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超越和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发号施令，才能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只有加强联合国的主导职能，反对任何大国抛弃和绕开联合国独行其事，才能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体现各会员国的集体意志。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必须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干涉别国内政，都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特权。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保证各国人民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情，是保证各国人民按共同的意愿处理国际之间事情的根本前提，各国人民只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能谈得上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所有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进行全球治理。其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础问题，是人类实现全球治理的最基本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为代价的。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工业化带来水体、空气和环境的全球性污染，水资源、能源资源和矿藏资源的无限制开发造成可再生资源的严重短缺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全球化匮乏和退化，大规模开垦、过度放牧和捕捞造成森林、草原和海洋生物圈的全球性失衡，等等，都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限制扩张性。恩格斯曾经指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然而，当代生态环境恶化也严重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逼迫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把许多危及生态环境的产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它们利用技术支持和经济援助为诱饵，把发展中国家改造成“世界工厂”，而自己独享无烟、无污水、无辐射新型产业的经济和生态双重价值。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应针对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严重弊病，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搭乘全球化快车将污染工业沉重的生态包袱甩给自己，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自然、人、社会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对自然、人、社会“和谐共融”的整体思考，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维理念，走出“技术为本”的思维误区。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大的破坏力。21世纪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的“两重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同时科学技术的运用也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问题，科技手段滥用对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构成严重的伦理危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这种食品有毒、那种食品致癌的报道不绝于耳。人们能吃的东西，人们可以放心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不能吃的，吃死人的东西越来越多。难道还不能引起人类对科学技术善用的深层思考吗？

善待科学技术，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人类对未来的担心，归根到底，是对科学技术的担心。爱因斯坦曾说过：“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它用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核爆技术发明后，爱因斯坦就担心核武器对人类生命的摧毁，原子弹已使日本的广岛、长崎尝尽了核辐射的危害。机器人出现后，人们担心人类被机器人所最终消灭。克隆技术问世后，人们又担心人类被自我克隆。现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又对国际恐怖主义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来对付他们害怕得不得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不被魔鬼害，首先要改变害人之心。因此，科技发达国家有义务把科技发展引向有利于全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正道，全世界各国都要倡导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的科技理念，使世界的科学技术促进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促进全人类“和谐共荣”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