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祖尧先生的三次对话——跨学科创新的相遇

我与叶祖尧先生的三次对话——跨学科创新的相遇

有一种相遇，不是偶然，而是某种精神上的注定。

2005年，我因“图·像思维理论”（易·像学说），获得了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州政府奖。不久之后，通过学术交流，我结识了叶祖尧（Raymond T. Yeh）博士。他是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也是国际设计与过程科学学会（SDPS）的发起人。更重要的是，这位从中国走出去的学者，始终心系故土的学术发展。

我们的对话，从那时开始，跨越了七年，改变了我对“跨学科创新”的许多理解。

一、从“孙子兵法”到“图·像思维”：两种智慧的共鸣

我第一次听到叶先生的名字，是在了解SDPS学会历史的时候。后来才知道，他不仅在计算机软件领域是公认的开拓者，更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2006年，他将自己多年研读《孙子兵法》的心得，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与叶馨梅合著出版了《道·天·地·法·将：成功企业必备的五大谋略》。他告诉我，这套来自中国的古老智慧，并不比西方的任何管理理论逊色，关键在于如何用现代人能懂的方式把它“翻译”出来。

这一点，让我深受震动。

我的“图·像思维理论”正是源自对《易经》、道家思想和佛学的长期参悟。三十多年里，我从“象思维”入手，试图把古人“观物取象”的方法，转化为一套现代人面对复杂问题时的认知工具。

2005年，当我带着这套理论去见叶先生时，他并没有因为我谈的是“图像”“气韵”“阴阳”这些非主流概念而轻视，反而非常认真地翻看了我的书稿。他特别注意到我用了108个图·像来整体性地表达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融。他说：“这不仅是设计，也是流程；不仅代表科学观，也代表艺术观。”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很深的共鸣——我们都相信，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缝隙里。他在西方严谨的工程学中融入了东方的谋略，我在东方的整体思维中融入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路径不同，但方向一致。

二、为“图·像思维”作序：一次穿越东西方的握手

2007年，我的《图·像思维》英文版准备在海外推广。叶先生得知后，主动提出为我作序。

那一刻，我既感动，又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他是一位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尊敬的学者，他的序言意味着对我这份来自东方传统智慧的郑重背书。

他在序言中写道：《图·像思维》是传统东方文化与新兴西方文化中间很和谐的一道桥梁。每个学科都必须在各自语境下找到各自解释现实的方法，《图·像思维》确实是一部跨学科的杰作。

不是客套的赞美，而是基于他几十年学术生涯的真诚判断。

我至今记得他和我讨论序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的108个图·像，在能量场中同时包含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也契合了认为宇宙具有自组织性、互补参与性与创新性的新科学观。这不是偶然。真正深刻的真理，东西方是相通的，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在表达。”

我听了很受启发。过去，我总担心自己研究的“图·像思维”是不是太“东方”、太“传统”，不容易被国际学术界接受。叶先生的话让我明白：真正的原创，不需要削足适履地去套用别人的框架。只要你的东西有真价值，世界会主动来理解你。

也是在他的建议下，我最初的“易·像学说网”，更名为“中国三跨网”——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他说：“你不只是在做一个人的学问，而是在搭建一个平台。要敢于把格局打开。”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三、从“会士”到“院士”：一种跨越国界的信任

2006年，我获得了SDPS的George Kozmetsky杰出成就奖。2008年，我又当选了SDPS的会士（Fellow）。

这两项荣誉，让我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认可。但真正让我感受到“被理解”的，是2012年国际跨领域高级研究院（ATLAS）聘请我为首批院士。而为我颁发聘书的，正是叶祖尧先生。

ATLAS是一个全球性的跨学科组织，2012年首批在全球只聘请了8位院士——美国4位、法国1位、中国大陆1位、土耳其1位、中国台湾地区1位。我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位。

叶先生在聘任仪式上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21世纪的许多问题的复杂性已不是单一领域中可以解决的，必须通过跨领域思维碰撞来发现并凝练新的思想，探索全新解决的方法。”

他接着转向我，说：“ATLAS院士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对你著作中提出的独特新颖而有力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感到震撼。他们了解这本书是你30余年来对传统中国文化潜心钻研的结晶，其思想是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发现、融会和超越中完成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东方传统智慧结晶的108幅图像蕴含了如此强大的能量。”

那一天，我接过聘书，心里想了很多。叶先生作为一位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取得如此高成就的华人学者，他对我的支持，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认可——一种来自东方的、整体性的、融合了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

他不是在施舍善意，而是在陈述一个他亲眼见证的事实：东方智慧，经过现代的转化，完全可以成为解决全球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

四、他教会我什么叫做“跨学科”

回顾与叶先生的交往，我觉得他真正触动我的，不是那些头衔，而是他看待问题的方式。

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者”。他既是软件工程的开创者，又精通管理学和领导力；他既在西方学术殿堂享有崇高地位，又对《孙子兵法》《道德经》有深刻的研究。他从不觉得“工程师”和“哲学家”是两个世界的物种，对他来说，人类的知识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们在教育中把它人为地切碎了。

每次和他对话，他都会问一些让我重新思考的问题。

他会问：“你提出‘图·像思维’，那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怎么用它？”——他不满足于理论，他要看实践。

他也会问：“如果你的这套方法只对东方人有效，对西方人无效，那它还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理论？”——他提醒我，真正的“跨文化”，不是标签，而是可传播、可理解的通用价值。

他还会问：“你希望20年后，人们因为什么记住你？”——他不只关心当下的成果，更关心这件事的长期意义。

这些问题，不是批评，而是启发。他在帮我把我自己的理论看得更清楚。

五、对话的意义：一种精神的传承

今天，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回望这些往事，我觉得最珍贵的，不是那些奖项，而是这段跨越国界的学术情谊。

叶祖尧先生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是固守自己的山头，而是敢于在学科的边界上行走。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无人区”。

我的“图·像思维理论”，正是因为敢于在那个“无人区”里摸索，才被SDPS和ATLAS这样的国际组织看见。而叶先生，就是那个在“无人区”的入口处，为我点燃灯火的人。

他曾经跟我说：“跨学科创新的本质，不是你懂了多少个学科，而是你敢于在每一个学科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

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深刻。

很多人以为“跨学科”就是要学很多、知道很多。但叶先生告诉我，恰恰相反——跨学科的第一步，是敬畏复杂，是学会不知道。只有当你不再用某一个学科的惯性思维去硬套所有问题时，你才真正打开了跨学科创新的大门。

六、写在最后

如今，叶祖尧先生已年逾九旬。但他每一次出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依然精神矍铄，依然会认真听取每一个年轻人的报告，依然会提出那些让人深思的问题。

我时常在想，什么是“跨学科创新”的精神？它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套方法。它是一颗永远好奇、永远开放、永远不满足于现成答案的心。

叶先生在我心中，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

我很庆幸，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关键节点上，遇到了这样一位引路人。也很庆幸，我创立的“图·像思维理论”，能够在叶先生的见证下，被国际学术界看到、承认。

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东方传统智慧在当代世界发出声音的一个小小的但确切的证明。

真正的对话，从来不是两个人说话，而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传统、两个时代的精神相遇。

我与叶祖尧先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相遇。